今年世界經(jīng)濟論壇的氣氛顯得非常糟糕，這一點也不令人奇怪。那些認為全球化、科技發(fā)展和市場經(jīng)濟可以解決世界難題的人似乎都不出聲了。受到指責最多的是那些銀行家，在次貸危機、許多金融機構面臨災難和股市低迷的背景下，這些“宇宙統(tǒng)治者”似乎再也不像以往那樣無所不知了。當然，今年在達沃斯受到指責的不僅僅是這些銀行家，還有他們的監(jiān)管者，也就是各國的中央銀行。

　　參加國際會議的人都習慣于聽到美國人教訓其他國家要更加透明，今年的達沃斯依然有這樣的聲音。我也聽到了這種陳詞濫調的質疑，其中包括一位美國的前財政部長，他在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就大聲叫嚷著“透明度”，現(xiàn)在又喋喋不休地要求主權基金更加透明（他壓根不提美國或歐洲的對沖基金）。

　　不過這一次，一些發(fā)展中國家會忍不住站出來批評這種“偽善”，甚至對美國目前正面臨的困難產(chǎn)生了一種幸災樂禍的情緒，當然，這種情緒還是比較克制的，因為他們也擔心美國經(jīng)濟低迷對自身經(jīng)濟的影響。

　　難道美國沒有告訴其他國家讓美國的銀行進入它們的市場以便教它們如何經(jīng)營它們的業(yè)務？難道美國沒有吹噓過它出色的危機管理體系，甚至制定了一個新的監(jiān)管體系（稱為第二代巴塞爾資本協(xié)定）？然而至少在對這場危機的記憶消退之前，第二代巴塞爾資本協(xié)定事實上已經(jīng)“死”了。

　　銀行和信用評級機構迷信金融煉金術，它們認為金融創(chuàng)新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把差的抵押貸款變?yōu)橹档媒o予AAA評級的優(yōu)質證券。但是現(xiàn)代金融理論告訴我們，在一個功能完善的金融市場，重新打包的風險并沒有太大的差別。這就好比如果我們知道奶油和脫脂牛奶的價格，我們就能計算出含1%、2%或4%奶油的牛奶的價格。通過重新打包也許可以產(chǎn)生一些價值，但絕不是像現(xiàn)在這樣能獲利幾十億美元———銀行通過把次級抵押貸款分割、重新包裝，其價格就遠遠超出其實際價值。

　　更糟糕的是，銀行沒有理解風險管理的第一原則，也就是分散風險只有在這些風險相互沒有關聯(lián)時才有效，而大規(guī)模的沖擊（比如影響房價或借貸者還款能力的那些沖擊）可能會使所有的抵押貸款都出現(xiàn)不履行債務的情況。

　　我在達沃斯會議上指出，中央銀行們也犯下了錯誤，它們誤判了經(jīng)濟下滑的威脅并且沒有采取足夠的措施———它們等了太長時間才采取行動。貨幣政策的效果至少要過一年或者更長時間才能得到反映，所以中央銀行需要預先采取主動行動，而不是到出現(xiàn)問題時才做出被動反應。

　　更糟糕的是，美聯(lián)儲和它的前主席格林斯潘也許幫助制造了這場困難，他們鼓勵家庭接受有風險的可變利率抵押貸款，并且一再向那些擔心房地產(chǎn)泡沫的人保證市場上最多只有一點點“泡沫”。通常，達沃斯的與會者會傾向于支持中央銀行們，但是這一次，在會議結束時進行的一項投票中，有四分之三的人支持我的觀點。

　　有一個中央銀行的行長辯解說，“沒有人能夠預計到這些問題。”但這種說法只獲得了極少的認同，這或許是因為參加達沃斯會議的一些人，例如我，在過去幾年中一直反復明確地警示即將出現(xiàn)的困難。我們唯一沒有預測到的就是銀行的借貸體系到底有多糟糕，這些銀行到底有多不透明以及它們的風險管理體系到底有多失敗。

　　觀察不同的文化對于正在上演的這場危機的不同態(tài)度，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在日本，一家大銀行的CEO會向他的員工和他的國家道歉，并且會拒絕領取他的養(yǎng)老金和分紅，以補償那些因為公司經(jīng)營失敗而遭受損失的人，他甚至有可能會辭職。而在美國，唯一的問題是董事會是否會迫使一位CEO離開，以及如果讓他離開的話，應該支付給他多少“分手費”———離職津貼。當我問一位CEO是否討論過歸還獎金的問題時，回答不僅僅是簡單的“沒有”，而且他還氣勢洶洶地為現(xiàn)有的獎金制度辯解。

　　這是過去20年來美國發(fā)生的第三場危機了，前兩次危機是1989年的儲蓄信貸機構危機和2002年的安然、世通公司危機。被解除束縛的市場也許給CEO們帶來了更多的獎金，但是它們并沒有通過所謂“無形的手”給社會帶來幸福。除非我們在市場和政府間獲得更好的平衡，否則世界依然要付出高昂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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