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破產(chǎn)”了，沒事，還有歐洲諸國可以救援；歐洲“破產(chǎn)”了，沒事，還有美國可以救援；美國“破產(chǎn)”了，沒事，還有中國可以救援；中國“破產(chǎn)”了，沒事，我們還有上帝……我們應該感到欣慰，在這一條傳導鏈上，中國處在最后一環(huán)；但也可能感到絕望，因為俺們一旦“出事”，只有上帝能夠拯救。

　　中國是最后一環(huán)

　　2008年至今，剛剛好三個年頭，2009年全面復蘇，2010年歐債危機愈演愈烈，2011年美債面臨爆頂，2012年不用猜，你知道我在預言什么……為什么會這樣？ 難道這一定是“結局”？過去三年的“努力”都只是“垂死”前的掙扎？

　　早在2009年，我曾經(jīng)預見到這一天的來臨。不是因為我可以未卜先知，而是根據(jù)歷史“經(jīng)驗”的推導?！丁爸仔须y”注定是貨幣政策必經(jīng)困境》一文中這樣表述，“有限的歷史告訴我們“凱恩斯”牌機車只善于高速行駛，如果你的油不夠堅持到高速公路下口而想減速，后果可能比想象中要嚴重許多。除此以外，我們還能夠得到一些啟示：不要被經(jīng)濟暫時好轉的跡象所迷惑；不要認為自己會比1936年的美國、1977年的日本更聰明、更好運?！?/p>

　　無知者無畏，他們總是認為自己與眾不同。歷史會告訴他們，生活中并沒有那么多奇跡。今天，希臘也好，歐洲諸國也罷，包括美國在內(nèi)，他們的“凱恩斯”牌機車油箱已經(jīng)報警(堆積如山的債務消耗了所有動力)。至于中國，壓根就沒有“油量提示”這塊儀表盤。經(jīng)過三年的高速行駛，油箱空空，哪怕“空中加油”也只能緩一時，而無法救一世。這一幕恍如當年美國、日本的政客們所遭遇的悲劇，在一年緊跟一年的巨額開支之后，日本的“管理者們”對于大幅增長的財政赤字皺起了眉頭，開始快速縮減開支。1936年，羅斯福也遭遇了同樣的問題。

　　無論當時，還是現(xiàn)在，無論是從執(zhí)政者的角度，還是一般民眾，都不會反對削減債務，這個決策看上去仍然是“既合情又合理的做法”?？墒牵s支和增稅行為一旦開始，經(jīng)濟恍如被戳破的氣球，好勢頭頓時煙消云散。信不信歷史會重演？走著瞧！

　　希臘債務已經(jīng)出現(xiàn)“技術新違約”，美國債務也面臨著走向“技術新違約”的局面。除了縮支和增稅，還有別的出路嗎？答案是，沒有！或許，你會說，中國經(jīng)濟不是早在2010年就進入了“緊縮通道”嗎？沒看到你說的悲劇上演??？我的回答是，中國是最后一環(huán)，中國的財稅收入傲視全球，中國的貨幣政策從來就沒有過“不寬松”，只是由極度寬松回到適度寬松而已。所以，真正的悲劇遠還沒有上演。

　　實用主義的痕跡

　　如果永遠到不了終點，時速再快也沒有意義。高鐵如此，中國經(jīng)濟亦是如此。“有效率”的經(jīng)濟增長，我們談了多少年，已經(jīng)記不清了。直到今天，終于為了“安全”，我們必須“降速”行駛。

　　中國經(jīng)濟的“顯性”問題異常明顯——依靠寬松貨幣拉動投資，推動經(jīng)濟高速行駛所引發(fā)的成本(人力、物力、環(huán)境)上升、通脹上升已經(jīng)到了忍耐極限，這一套組合策略的邊際利潤已經(jīng)下降至零。

　　中國經(jīng)濟的“隱形”問題同樣突出——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地方債務堆積如山、圍繞房地產(chǎn)所凝聚的利益集團勢力龐大、金融風險由表內(nèi)可控向表外不可控演變。重新建立更均衡的財富分配機制迫在眉睫。

　　幸運的是，我們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我們擁有龐大的居民儲蓄，我們擁有龐大的金融市場，我們擁有嚴苛的稅收制度，即使多米諾骨牌最終推到中國，我們依然有足夠的回旋空間，只要我們下決心做一些改變?！案F則思變”，倘若預料之中的“悲劇”能夠讓中國在經(jīng)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產(chǎn)生“共鳴”，那么，悲劇結尾將會演變?yōu)橄矂∈請?。這并非絕無可能。

　　過去三十年，中國經(jīng)濟“最奇特”的部分，不是所謂“中國模式”，而是“沒有模式”。以五年為一節(jié)點，不難發(fā)現(xiàn)，這個神奇的國度總能找到正確方向，不至于迷失在某一次危機中。多數(shù)分析人士大跌眼鏡的原因，在于錯誤估計了中國經(jīng)濟“轉身”的速度。它一點都不像一個超級大國，從來沒有一個固定的發(fā)展模式，在每一寸土地上，繁榮都在野蠻地生長，涂滿了實用主義的痕跡。這與政策制定者的智慧有關。

　　講一個小故事。1937年9月，錢塘江大橋開通，12月，日軍逼近杭州必須炸橋。茅以升說只炸橋面不炸橋墩的話敵人幾天就能修好。工兵說橋墩沒法放炸藥。茅以升隨后說出的話嚇死小兵：建橋時就預計要炸，我在第二個橋墩專門為你們設計了放炸藥的方洞，炸藥在橋開通前一天就放好了。在中國，尤其是基層，處處顯露這種“轉身”的智慧。張五常老先生也曾為基層干部能靈活解決經(jīng)濟難題而拍手叫絕。為什么會存在這樣的智慧？

　　因為，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實在太快，快到任何模式都只能“正確”一小段時間；因為，中國環(huán)境復雜，各地點不一，基層干部必須嘗試不同的策略方法來不斷刺激經(jīng)濟發(fā)展，并沒有一個長期貫徹的政策制度可供實施。

　　講這么多，是要說明一點：市場亢奮時要記得風險，市場絕望時要看到希望。

　　回顧歷史，再大的風浪我們都經(jīng)歷過，對中國經(jīng)濟的信心，是中國價值投資的重要前提。信心來自于對中國經(jīng)濟的深入了解，這需要充分的時間觀察，而不是憑借表象累計而匆忙進行的判斷。既要看到中國經(jīng)濟羸弱的一面，也要看到中國經(jīng)濟頑強的一面。不走極端，永遠都有必要。中國“破產(chǎn)”了，誰來拯救我們？

　　靠自己，靠變化，靠發(fā)展。只有“讓每一個中國人獲得幸福而有尊嚴”的目標不變，其他皆可變。過去三十年，我們就是這樣一路走來，也將一路走下去。實用主義才是中國經(jīng)濟的“真面目”，做好準備迎接改變吧！

　　政府的“動物精神”更可怕

　　凱恩斯認為企業(yè)和個人具有“動物精神”，他們樂觀和悲觀情緒交替輪換，造成經(jīng)濟從景氣到蕭條的循環(huán)。

　　市場彌漫著“動物精神”，政府則充滿了人類理性；市場有可能失靈，政府卻永不失靈；市場上的交易是有成本的，政府的政策成本為零；市場上存在著信息不對稱，政府卻擁有充分的信息。至于目標函數(shù)，企業(yè)與個人是貪婪的，只追求一己私利；而政府是仁慈和高尚的，以社會福利為己任。

　　但凱恩斯主義這種關于政府的假設在現(xiàn)實中是不成立的，政府的“動物精神”絲毫不亞于私人部門，中國1959年到1961年的經(jīng)濟歷史即為一例。在“超英趕美”、“大躍進”等不切實際的經(jīng)濟發(fā)展目標下，大規(guī)模的動員資源將投資率（固定資產(chǎn)投資對GDP之比）從1958年的15%急劇拉升到1959年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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